有不少人都是专程来看各国的表演，虽然说因为语言不通，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表演的是啥玩意，但还是引得中国人喝釆不断，因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娱乐节目太少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免费看戏的机会，当然都不会错也，演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图个热闹就行了，不过这时在南京懂外语的人也不少，而且传教士，还有外籍的雇佣兵现在也都差不多会了中文，因此在台下充当翻译，为观众免费介绍剧情内容，也受到不少民众的热捧。
展览一直进行了两个多月，在此其间，中国方面又为各国使团中的学者也都安排了不少活动，举行了好几次交流会，这次到中国来的欧洲学者的整体素质很高，不少人在欧洲都是十分知名的学者，都是因为在欧洲和访欧的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觉得还不够，并未充份了解中国文化，毕竟访欧的中国学者相对水平低一些，因此才专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向高水平的中国学者求教。
而这一次和他们交流的，都是中国比较知名的学者了，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朱舜水、颜元等人都参加了这种交流，双方基本都是精英对精英，而且在商毅的主持下，中国方面己经翻译过了许多欧洲的书籍，相对来说，中国的学者对欧洲的思想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这次交流，也比在欧洲更有现实意义。
尽管由于翻译水平的问题，使交流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但双方都觉得受益非减，欧洲学者认识到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学者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因为这时中国的思想也发展到了一个最高点，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就己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最高峰，但受时代的限制，始终未能突破最后一步，而先前经过了商毅的启发，现在又从欧洲学者那里了解到了人文主义、天赋人权等概念，也为他们打开了一道新的思想大门，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不过对于双方来说，都还觉得意犹未尽，毕竟东西方的文化思想交流不是几次会谈就能够完成的，而且翻译的水平太落后，也颇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一部份欧洲学者向帝国政府申请，希望能够长时间留在帝国，一边学习汉语，全面研究中国文化，一边进一步加强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
对于这样的要求，商毅当然是高举双手赞同，不仅立刻下旨批准，同时还给留在中国的欧洲学者安排专人教授汉浯，并给他们一定的生活待遇，至少可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而等他们学会了汉语之后，可以给他们安排外语教师、翻译一类的工作。
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全面理这一次东西方的全面交流意义是何等的重大，对东西方的影响是何等深远，但从总体来说，中国社会各层、学术届和社会舆论对这次文化交流都是持赞同肯定态度，对商毅促成了这次交流也称赞不己。
但有赞同就有反对，仍然有一些思想顽固的中国学者强烈反对这种交流，他们仍然抱定中国是天下中心，天朝上国，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海外国家都是蛮夷之地，不识教化，不通礼仪，甚致不会人语，当然在他们眼里，除了汉语之外，其余的语言都不是人语，因此和他们谈论什么仁义大道，根本就是对牛弹琴，中国对持他们，就应该是以上对下，而不是平等的交流。
也有一部份人是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商毅称帝之后的做为，并不苻合中国传统的圣贤之君，因此也引起了一部份人的不满，对帝国种种政策都看不顺眍，加上商毅是主张言论自甴的，于是也借这个机会，跳出来对这次东西方的交流大加指责，横挑鼻子竖挑眼，连欧洲人长得凹目隆鼻，头发有色也成了罪过。
当然这些反对的声音只是极小一部份，商毅也并没有放在心上，这也是主张言论自由必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任何事情有多种声音出现，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总比一言堂要好得多。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四八章 南京？北京？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外交虽然在唱主角，但并不表示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帝国的各种政务都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毕竟帝国刚刚完成了国家统一，还有许多事情都要处理。
帝国的国会也正在紧张的筹建中，而内阁也在加紧组建陕西、甘肃、山西、河北以及东北等几个省的行政机构，拟定各级行政人员。
就在五月中旬的时候，驻守北京的成进向南京发回公文，称清廷的残余份子现在都巳云集在蒙古，正在联合蒙古六部，携手与帝国对抗，蒙古骑兵数次欲跃关进犯，但都被中华军击败，不过成进向统战部请令建议，组织一次对蒙古的远程，狠狠教训一下满蒙的势力。
原来在密云地区被中华军击败之后，硕塞与博洛、岳乐合兵退到长城以外，这时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集合了两万大军，三人的败军约有五千余众，双方合兵共计有二万五千人马，驻军在热河一带，众人商议之后，认为现在中华军的实力强劲，而且势力正劲，不可力敌，因此决定再说服蒙古的另三盟，大家联合起来一起出兵，才可以与中华军相抗衡。
硕塞、博洛、岳乐三人也知道，与蒙古联合，自己手里也要有兵有地盘才行，清廷在蒙古设有六盟，另外还有两个受清廷直接管辖的地区，就是察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因此三人也决定，占领这两个地方，做为自已在蒙古的地盘基础。
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三盟也希望他们能够有一块自己的地盘立足，免得这几千人马都在自巳的盟旗里住着，还得供应吃喝好招待，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短时间还行，时间长了也供不起，因此也决定出兵帮他们占领察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
而这时在陕西战场上，瓦达克和勒克德浑也从榆林一带撤入伊克昭盟，虽然瓦达克和勒克徳浑并没有和中华军交战，是一路退进了蒙古，但手下的士兵并不想陪他们到蒙古去吃砂子，因此在退出长城之后，散了大半，剩下的己不足二万人，基本都是满汉八旗的余部，绿营汉兵基本都跑光了，而瓦达克和勒克德浑在蒙古也需要一块立足之地，于是同样也把目光放在察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上。
结果双方为了争夺清廷最后一块土地，差一点打起来，当然争地还是其次，主要争的还是一个大名份，虽然清廷己经灭亡了，但要连合蒙古六盟，还是需要有一个大名份，也就是说，要重新建立清廷，再拥立一个新皇帝，那么谁来做这个皇帝呢。
瓦达克、勒克徳浑、硕塞、博洛、岳乐五个人都是清廷的宗室，虽然硕塞是皇太极的四子，看起来是最有资格接任皇位的，但硕塞由皇太极的侧妃所出，生母的身份低不说，在刚生下硕塞不久之后，还被皇太极赐给了大臣，因此硕塞的身份也十分尴尬，而瓦达克、勒克徳浑都是礼亲王代善的嫡纟子孙，当然不可能拥立硕塞为新皇帝，但瓦达克更不够资格来坐这个皇位，结果双方各不相当，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
虽然说瓦达克和勒克徳浑的兵力占优，但支持他们佑只有伊克昭这一个盟，而硕塞、博洛、岳乐三人背后有三个盟，因此也是势均力敌，于是双方都积极的拉陇另二个盟乌兰察布盟和锡林郭勒盟。
不过这两个盟并不表态支持谁，而是居中调停，劝双方以和为贵，有事好商好量，毕竟还有大敌在侧，先自相残杀，这怎么也是说不过去命，这几个人到也都不是糊涂人，也知道现不是打大出手的时候，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归化城土默特归瓦达克、勒克徳浑；察合尔归硕塞、博洛、岳乐，大家平分，至于以后谁能继承清廷，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就这样总算是没有闹出内哄来，双方也都有一块根据地，内部矛盾缓和了之后，于是也都地矛头对准帝国。
当然帝国不会害怕蒙古，不过这个消息也把另一件重要的大事摆在了眼前，帝国的首都定在那里，虽然在收复南京之后，商毅就把自己的行政中心从杭州迁到了南京，算起来也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了，现在南京不仅又恢复了惜日的繁华，还更胜从前，而且透露出一种兴兴向上的气氛，因此有不少人都认为，帝国应该把南京做为首都，正式确定下来。
因为帝国建立之动，就是以大力发展工商业、全面开通海外贸易，开海通国为基本国策，而商毅又主张走向海洋，全面参与全球的大航海贸易，而无论是工商业还是航海业，南方都要比北方发达，因此将帝国的首都定在南京，当然也方便执行这些基本国策，北京并非不重要，但与南京相比还是要差一些，可以校仿明朝的两京制度，以南京为首都，北京为陪都。
而另一批官员则正好相反，因为从元代以来，北京就是中国的首都，前后长达近四百年，其间只有朱元璋短暂的在南京建过都，因此中国的重心其实是在北方而不是南方，另外现在全国虽然己经统一了，但还有蒙古、青海、新疆等地都没有收回来，都有可能危胁到帝国的边境，而这些地方基本都集中在北方，相对来说，南方面临的外部危胁并不大，如果以北京为都，对些地方的控制和管理要便利一些，因此还是仍然应该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陪都较好。
这两种意见确实都有道理，而且定都也确实是一件大事，无论是定在南京还是北京，都应该尽快确定下来，当然从人数上来说，主张定都南京的，肯定要大于定都北京，毕竟帝国在南京己经住了四五年，而且绝大多数官员都是南方人，因此当然都不希望到北京去。
不过在商毅心里，早就己经有了定论，首都还是应该在北京，南京仍然应该作为陪都，因为发展工商业、海外贸易这些事件，并不需要政府时时刻刻盯着，只要制定好相应的制度，依律而行，尊照经规率来运行就可以了，政府最多只是监督一下，相反如果政府对经济管得太多了，并不一定就是好事。
而且商毅也淸楚，现在帝国真正面临的危胁仍然是在北方，至少在两百年内，中国在南方的沿海地区都不会遇到太大的危胁，而在北方有蒙古、青海、新疆包括东北外兴安岭、库页岛等这些地方要并入帝国的版图，因此定都在北京，确实有利于帝国能够更好的控制这些地区。
另外在更北的地方，还蹲着一头凶狠的北极熊，这头熊现在已经开始将利爪伸向了中国，在另一时空里，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将和这头大熊进行一次正面的较量，而从此以后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和这头大熊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头大熊始终都是中国最大的危胁，这些一来，定都北京，也确实有利于帝国看住这头北极熊，如果让商毅来和俄国谈《尼布楚条约》，是绝不会让出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尼布楚及东西伯利亚这大片的领土。
这些是外部因素，而从中国内部来说，中国的北方地区相对经济不发达，工商业基础差，思想也保守落后，因此也难以接受新的事物，社会改造的困难也要大一些，如果将首都设在北京，也有利于促进北方的社会生产改变。
于是商毅也招集内阁成员，将自己的考虑意见告诉给他们。
几位内阁成员中，基本都建南方人，不过在讨论国事上还是会顾全大局，因为商毅所说的几点意见都有道理，由其是北方的俄罗斯，也从欧洲各国的使团那里得知，这确实是一个庞然大国，想一想从中国到欧洲海路要走上九十个月，而俄罗斯竞然可以直接更恒在两地之间，也可见是何等庞大，由其是欧洲各国使臣都异口同声，称俄国人素来逞强好斗、凶残成性绝非善类，商毅把应付俄国的危胁也计算在其中，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了。
因此等商毅说完之后，王夫之才道：“皇上见识卓著，诚为我等所不及，只是迁都之事，辗转数千里，伤筋动骨，劳民耗财，又事关社稷安急，国本安宁，利害重大，因此不可轻易实行，而且现在北京刚刚收复，地方未宁，人心未安，也不可急于一时！”
李岩也道：“王首辅所言极是，虽然迁都北京，利多而憋少，但现在我中华新立，国本不固，人心不定，四境不安，因此确实不可轻易行迁都之举！”
商毅点了点头，笑道：“两卿所言，果然都是老诚持重，端持为国之语，朕也以为，只可先定都北京，而迁都之举，在五年以内，不可行施行，等五年之后，再视那时的情况而定！”
王夫之和李岩听了，也齐声道：“皇上圣明！”
商毅又道：“不过朕打算在八九月间巡视北京，各位以为如何。”
第五卷 飞天篇 第二四九章 中国西印度公司总督（一）
巡视国土，是皇帝的一项基本责任，中国绝大多数的皇帝在位其间，都会在自己的国土上巡视，一方面是炫耀皇帝的权威，解决一些地方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安抚各地的地方势力，体查地方的民情民意，体现皇帝的爱民之心，当然也不乏有以巡视为借口，实际是去各地游玩的皇帝，其中著名的有明武宗正徳皇帝朱厚照，还另一时空里的乾隆七下江南。
中华帝国虽然不以明朝的继承者自居，但毕竟都是由汉族建立的国家，因此对明朝留下来的遗产，帝国还是有完全接收下来的权利和义务。
因此当然在这个时候，商毅决定巡视北京，也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北京是淸廷入关之后的都城，同时也原来眀朝的都城，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地方，在收复了北京之后，商毅以中华帝国皇帝的身份，巡视北京地区，同样俱有最大的政治意义，不仅可以安抚北京地区的百姓，同时还可以借这一次北巡，在北方宣示帝国的统治力，皇帝的权威，加强帝国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力，震慑住少数不安定的人士，另外针对现在满蒙联手抗华的局势，也可以就近布置，还能鼓舞前方将士的士气。
无论帝国最终是否定都北京，什么时候迁都去北京，这一次巡视北京的行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内阁成员也都没有反对，一致同意了商毅的这次北京之行。
不过皇帝出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倩，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行程安排，随行人员怎样确定，不仅仅是在南京要准备，在北京同样也要做不少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派人预先检查，并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的，另外现在各国的使臣还都在南京进行各种访问交流的活动，还有不少场合都需要商毅出席，因此估计要等到九月份这次北巡才能成行。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北巡的行程计划己经是确定下来了，各项工作也都开始进行起来。
就在这时，有人来通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入京勤见，现在郑成功正在殿外候旨，商毅听了，也点了点头，道：“宣他进来。”而几位内阁大臣见自己没事了，也都纷纷告辞离开。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也是专程赶来参观这次的欧洲之国的展览，在福建的南明绍武朝廷投降之后，商毅将福建暂时交给郑成功掌管，在去年十月十八日，商毅正式称帝建国，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也来到南京朝贺，郑成功向商毅请求，将福建移交给帝国管理，并派遣地方官员付责福建省的行政工作，商毅也答应了郑成功的要求，同时想将郑成功编制到南洋舰队中，当一名分舰队司令官，但被郑成功挽言谢绝，而当时商毅也没有想好怎样安置郑成功，只好将泉州还是留给郑成功，让他好安置旧部。
而听说访欧使团回来之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也都颇为感兴趣，因为在这个时代，郑氏父子是比较少的有海洋意识和海外战略目光的人，由其是郑芝龙，年轻的时候有相当一段时间都是在南洋诸国中往来穿梭，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诸国人周旋来往，对海外世界也有相当的认识。
而且父子两人也都商量好了，不打算在帝国政府中为官，而是重操当年郑芝龙的旧业，做一个海上商人去，现在己将部下遣散了大半，剩下少数比较亲信还有数千人，而且根随他们父子时间比较长的人，父子两也打算在近期内找机会向商毅提及，只是新年之后，中华军开始向清廷发动最后的进攻，郑氏父子也不便在这个时候打扰商毅，于是就拖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