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容和谢该都是研究《春秋左氏传》也即后世被称为《左传》的专家，颍容写过《春秋左氏条例》，谢该写过《左氏谢氏释》，而是勋名义上的师祖郑玄也通《左氏》，所以他觉得这几位肯定会出相关的题目来考验自己。不如老子转守为攻，先拿《左氏》来难为你们吧。

郑庄公的兄弟段，为什么《左传》上会写作“共叔段”？这个“共”是啥意思呢？历来就有两派不同的解释，一出贾逵、服虔，说是谥号，一出后来的杜预，说段最后流亡到共地，所以才称其为“共叔”，但是全都无法彻底地自圆其说。于是是勋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不管你们怎么回答，老子全都能驳——答题困难，出题难为人可就简单多了。

果然宋忠抢先回答：“为谥也。”这是当时的正解。

是勋撇一撇嘴：“《谥法》云：‘敬长事上为共。’而段叛其兄而背其君，可言敬长乎？可言事上乎？段既死，则谥出于庄公，庄公安肯讳其弟之过，而予以美谥？即便欲与美谥，亦当选以别字，故以‘共’字谥之，难道是为了奖掖他为弟不悌的恶行吗？”

宋忠哑口无言，他的弟子李撰赶紧站起来帮老师弥缝：“既非谥，料因段败蹿于共，故名为‘共叔’也。”

是勋轻哼一声：“此所谓胶柱鼓瑟，望文生义者也——桓公十年，虞公出奔共池，何不名为‘共公’？”逃到哪儿就以哪儿为名、为氏？真要这么简单，还用你们这票经学家干嘛啊？

古人的称号很复杂，很多只是来源于已经失传的习惯，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再加上记录者的疏忽、曲笔，以及传抄者的讹误，那些经典中的怪问题就多得俯拾即是。问题是大多数儒生都把“五经”也好，《左氏》等“经传”也罢，都当作圣人或者先贤之言，除非有版本方面的异同可以对照，否则是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啊，无论说得通说不通的，全都要死抠或者生编造其中的“微言大义”出来。

当然啦，经学不是光抠字眼儿，经学家也不全是腐儒，比方说郑玄。但这类真有见识，能挖掘经典的内在思想而不惑于文辞的大家就少之又少，而至于王充之类认为圣人也会说错话的家伙，则立刻就会被人围殴，直接踩成异端。

是勋把自动跳出来找虐的李撰给驳了，然后他就觉得对方必得反问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你觉得正解是啥？”说实话哪有啥正解，就是知道没有正解他才敢问哪。正琢磨着该怎么糊弄过去呢，还是赶紧再出一题呢？就见宋忠一捋胡须，抢先问道：

“卿既治《春秋》而读《左氏》，请教，宣公二年言及叔牂，郑司农（郑众）谓是羊斟，贾景伯（贾逵）谓是宋守门大夫，何者为是？”

是勋听了这问题就愣在当场。当然不是说这问题有多深奥，有多难解，而是……我靠你丫转折也太生硬了吧？我刚把你跟你的弟子给问倒了，你们也不服个软，也不反问我正确答案，竟然连哈哈都不打一个，直接就换个八杆子打不着的题目反问回来！这就是所谓儒者吗？咱不带这样没下限的啊……

他跟这儿发愣，眼瞧着宋忠的表情就挺得意。是勋更怒了，干脆一摆手：“两者皆非！”这回换宋忠愣住了，旁边谢该拱手问道：“愿闻其详。”是勋就说啦：“若以郑司农所言，叔牂即为羊斟，则斟前有语：‘今日之事，我为政。’是坑害华元明矣，安得再敢砌词以辩？若以贾景伯所言，则华元倘在城外，自然对话者为守门大夫，既已入城，其谁不可与言欤？”

一般认为，郑众的解释有误，贾逵的解释正确，然而是勋偏要语出惊人，说他们俩全都错了。谢该听了这话就不禁愕然啊，追问道：“然则叔牂为何人也？”是勋一撇嘴，站起身来：“管他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