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十有八九是单增的家奴仗势欺人，失手打死了人而已，并不能把单增给牵连进去。

这意味着，林聪的这次弹劾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最多使得涉案的家奴受到惩处，而单增肯定不会受到牵连，大不了被正统帝训斥几句后勒令严加管教手下。

事实上也正如李云天所料想的那样，行凶杀人的单增家奴后来被刑部判处了死刑，单增则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被正统帝呵斥了一顿，罚俸半年，对于单增来说这种惩罚就跟挠痒痒无异，对他没有丝毫的损害。

“另，闽浙一带矿工发生暴乱，声势浩大波及数个矿区，福建都司和浙江都司已经派兵围剿。”

云娜知道李云天对林聪期望甚高，故而才有如此的感慨，随后继续娇声禀告道，“福建延平府人士田六蛊惑百姓拒缴佃租，杀伤官军，与暴乱矿工遥相呼应，福建布政使司要求朝廷派兵增援。”

“矿工反了？”李云天闻言眉头顿时就是微微一皱，看来林聪这次在朝会上可是出了不少风头。

如果李云天没有记错的话，林聪去年担任刑科给事中后的第一道上疏就是针对的闽浙一带的矿区，上了《请免宁德县除办银课外别项差办状》，言明宁德县宝丰银矿劳动条件恶劣、课银额重等情况，希望能减少开采银两的数额，不过没有被正统帝恩准。

对林聪的这道奏疏，朝堂上的文武官员颇为不以为然，认为林聪上这道奏疏怀有私心，故意夸大了银矿劳作的辛苦。

毕竟林聪就是宁德县人，他开口请求宣德帝减少银矿的开采量难免有沽名钓誉的味道。

可惜的是，众人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正是因为林聪是宁德县人，故而才知道银矿条件的恶劣，因此才有了那道上疏。

虽然李云天并不知道宁德县银矿每年要产银的具体数量，但他知道正统年的福建银矿的产银量要比永乐年多一半出来，以大明的采矿和冶炼技术而言很难达到这一目标，因此矿工的生存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闽浙的这次矿工暴乱的导火索并不是矿工生活环境恶劣，而是地方衙门要把民间私自盗采的矿山收归官有，故而引发了这起暴乱。

但矿工生存环境恶劣无疑是这次暴乱的助燃剂，由于不满生存现状故而闽浙一带的矿工纷纷加入了暴乱的队伍中，使得福建三司和浙江三司疲于应对，不得不向朝廷求助。

对于闽浙的矿工、佃农的暴乱，正统帝是大为震怒，责令军阁前去平叛，务必尽快平息闽浙地区的乱局。

与此同时，正统帝让礼部左侍郎于谦去闽浙彻查暴乱的详情，看看地方衙门有没有存在渎职失职。

军阁不敢怠慢，立刻商议调兵围剿这两起暴乱的事宜，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于谦更是第二天就动身离开了京城，乘船沿运河顺流直下，风风火火地赶往了闽浙。

临行前，李云天设宴给于谦送行，嘱咐他此行要万分小心，毕竟此次闽浙的暴乱声势浩大，万一出什么乱子的话于谦可就有生命之忧了。

值得一提的是，于谦并不是一个人去的闽浙，与他通行的还有内廷的宦官曹吉祥，曹吉祥是王振的门人，担任此次剿灭闽浙矿工、佃农暴乱官军的监军。

明朝用太监来监军始自永乐皇帝，其目的自然是制衡朝中的勋贵，洪熙帝和宣德帝又把镇守各军事重地的宦官由镇守中官提升为镇守太监，莫不是为了掌控那些战功赫赫的勋贵。

例如麓川战事，自正统初年开始麓川就爆发叛乱，大明为之数次征剿，耗费了大量的钱帑，其中担任监军的人既有文官也有宦官，曹吉祥就去过麓川当监军。

需要指出的是，明朝担任监军的人并不全是宦官，还有文官，主要是御史或者六部堂官，以此来制约武将。

讲武堂下属骁武军和水师比较幸运，出战的时候朝廷还从没有派过监军，除了宣德帝和正统帝对李云天信赖有加，皆把讲武堂一系的军队当做嫡系的禁军看待外，还与讲武堂特殊的军制，以及讲武堂一系军队所参与战事的特殊性质有关。

自从骁武军成立以来，所参加的战事莫不是事关大明安危的大战，当时大明已经处于军事上的劣势，无论是宣德帝还是正统帝哪里还有心情给骁武军派监军。

而且，骁武军实行严格的晋升制度，与卫所军的世袭制度截然不同，这也意味着骁武军和水师的将领很难把持军队。

综合多种原因，宣德帝没有向骁武军和水师派遣过监军，张氏太皇太后也没有这样做，使得讲武堂一系的军队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

当然了，骁武军和水师的这种超然的地位是李云天辛苦经营的结果，他很清楚只有让皇帝放心才能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制约，阻止内廷把手伸进讲武堂一系的军队中。

李云天现在没有心思和精力放在闽浙的矿工、佃户暴乱上，他正忙着如何把朝鲜国的事宜，哪里有工夫理会别的事情，与朝鲜国相比闽浙的暴乱只能算是小事一桩。

不过，京城里的局势风云变幻，一点儿都不让李云天省心，随着林聪接连在朝会上弹劾金英和单增，内廷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再度被激发，王振为了反击文官集团而发动了攻势。

或者说，王振为了奠定他在司礼监以及内廷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威慑咄咄逼人的文官集团，不得不出手教训一下文官集团，让他们知道奉皇命办差的内廷可不是好招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