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的出现是明太祖实行海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禁海的后果就是大量沿海居民、商人因为实施海禁生活无以为继，所以纷纷加入到了日本海盗中去，被外界统称为倭寇，而且占据了相当大的数量。

虽然那些明朝人成为了倭寇，但并不能称其为汉奸，充其量他们只是烧杀劫掠的海盗，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以福建浙江一带靠近琉球的人较多。

此外，随着欧洲航海业的发展，明朝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西洋海盗，人称番鬼或红毛鬼，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当时统称“佛朗机人”，人数不多，但武器比较先进，有红夷大炮，火铳等。

洪武三十年，明太祖颁布《大明律》，对海外经商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以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并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

值得一提的是，勾结外族通常会被视为是“谋反”，明太祖在这方面的惩罚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首犯和从犯一律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而大明的走私者要想顺利地从事海上走私贸易，或多或少地都要与盘踞在沿途水域的海盗们打交道，而当时的海盗是以倭人为主，倭人又时常侵扰大明沿海，被朝廷深恶痛绝。

故而真要深究起来的话，办案的官员也能对那些走私者用上“勾结外族”这一罪状，具体就看如何对案子进行操作了，里面有着很大的回旋空间。

因此，为了避免被诛九族，大明的走私者们除了与官府勾结外，无不千方百计掩饰的出身，而且有些走私者本身就是大海盗，并且打扮成倭寇的模样来掩人耳目。

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的那些造反的首领也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的原因，像崇祯时期农民造反起义的首领都是用绰号来代替身份，例如紫八大王、不沾泥、扫地王等等，最著名的自然就是“闯王”。

对于那些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出了事情不仅大大拖累了政绩，而且还会受到上司的苛责，故而也乐于将海盗或者搜死者统统以“倭情”上报。

由于明朝曾经实行“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再加上地方官员的贪酷，这使得饥寒交迫的明朝沿海居民不得已加入到了海盗的行列。

毕竟，自古以来百姓们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明朝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增长却有限，一旦无法出海谋生其生活必将陷入困顿。

而自宋朝以来，东南沿海的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等等，养活了可谓百万计的百姓。

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明朝海禁令无疑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

故而，对当地的百姓来说只有两条路走，一是甘受饥寒交迫的困顿生活，一是铤而走险从事海上走私。

明定号船队是官船，走私船和海盗船可不知道船队此番出航的目的，因此为了自保说不定会先发制人，派船来攻打船队，掩护其他船只逃走，这使得罗海不得不严加戒备。

李云天随即领着雷婷和罗海登上了明定号的舱顶，扶着舱顶的栅栏向东南方向海域望去，只见远处的海面上有十几艘船只在靠近，由于距离太远看不清是什么船，不过根据罗海的经验来看，里面有二层高的三桅海船，专门用来在海上运送货物。

很显然，对方此时应该也看见了明定号船队，可出人意料的是，那十几艘船只没有回避的意思，径直向明定号船队驶来。

“总兵大人，对方来者不善，卑职请求采用防御阵型。”罗海见状冲着李云天一躬身，沉声说道。

李云天闻言点了点头，眉头微微皱着，他很奇怪对面的那些船竟然敢迎着明定号的船队而来，难道是想挑衅官军，还是另有它意？

罗海随即让站在主桅杆瞭望台上的旗兵向周围的船只发出了命令，那些船只上的人员随即进入了战备状态，气氛一时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为了避免船队受到敌船的冲撞，船队的船只迅速向明定号靠拢，摆出了防守戒备的阵势，七艘战船呈品字形将明定号、两艘粮船和两艘坐船护在中间，其中船队前方是三艘战船，左右各两艘。

战船上的军士全副武装地立在甲板上，手里拿着喷筒、标枪和弓箭等武器，面无表情地等待着与对方驶来的敌船开战。

那两百多名骁武军也进入了战备状态，纷纷换上了鳞甲，拎着弩弓来到了明定号的甲板上，一个个神情严肃，准备攻击那些企图靠近的敌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方海域那十几艘船只越来越近，李云天逐渐看清楚了，对面的船只中领头的是两艘双层三桅的海船，看模样正是用来运送货物的货船。

两艘货船的身后是十来艘大小不一的船只，有双层海船也有单层海船，与前面那两艘货船相隔着一段距离。

不过由于两艘货船的速度比后面的那些船只慢，故而双方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也就只有六七百米的样子，很快前面的那两艘货船就会被后面的船只追上。